餐桌上的危机：我们还能安全吃肉吗？

xiejingjing1029

二战后，全世界的共同任务就是不惜代价填饱民众的肚子，鸡成为被人类改造得最成功的动物。和70年前相比，今天一只待屠宰肉鸡的重量已经翻倍，但所需的养殖时间只有原来的1/2。时至今日，鸡肉已经从过去昂贵、稀缺的节日大餐变成了美国人餐桌上再寻常不过的菜品，以及全世界消耗速度最快的肉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这些视为值得骄傲的成绩。

但2013年以后，一切都改变了。

里克·席勒从没这么难受过。

席勒51岁，身材高大，身高6英尺1英寸（约1.85米），体重230磅。

他经常健身，达到跆拳道黑带级别，没住过院。但在2013年9月的最后一个清晨，他躺在了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南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发着高烧，遭受着剧痛，不敢相信地盯着自己的右腿。他的右腿此时已经肿胀成正常尺寸的三倍，肤色发紫，温度很高，又大又硬的炎症肿块似乎随时会爆开。

把席勒逼到医院看急诊的就是这条腿。凌晨3点，火烧火燎的剧痛让他从睡梦中惊醒，他拉开被子想看个究竟，结果大叫起来。他的未婚妻萝安·特兰看到他的腿也尖叫起来，两人旋即冲出家门。席勒套上内衣，用手抵着墙，萝安用力把跑车的座椅折叠起来，好给他的腿腾地方。他的腿俨然成了一截僵硬的木头。到了医院，一群护士把席勒抬下车，扶上一架轮床。他被迅速推进了一间急救室，注射上点滴，还有一剂吗啡。这一切都发生在周一天还没亮的时候，本应是急救室最清闲的时间。没过多久医生就赶到了，她进来时手上举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支消过毒的注射器。

住院医生告诉席勒，她担心他的腿肿得太大，可能会撑破皮肤。“我得给你的腿抽液，减轻压力。”她说道。席勒点点头，咬紧了牙关。医生将针头刺进他紧绷的皮肤，缓缓把针推了进去。她本以为很快就能抽出一管血或者脓，结果什么也没有。她眉头一皱，让护士换了一支针头粗一点儿的注射器，又试了一次，想找到血管里流不动的淤血或者导致席勒整条腿肿大的感染囊肿所在，但还是没有。她又换了一支注射器。席勒后来回忆说，这支注射器的针头足有铅笔的铅芯那么粗。医生擦拭针头，第三次刺入席勒的皮肤，然后轻轻地把活塞向后拉。她倒吸了一口气，他听见了，向下看了一眼。针筒里充斥着又红又稠的东西，看起来像肉。

几个小时以后，席勒努力回想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他的烧还没退，头上顶着冰袋，镇静剂的药效让他的脑袋昏昏沉沉的，大腿仍然僵硬着。他认为，一切可能都源于10天前的半夜里他吃的那顿快餐——三明治、墨西哥煎玉米粉卷和一杯奶昔。他吃的时候就觉出味道不对了，所以没有吃光，结果后半夜就开始呕吐，持续的呕吐和暴发性腹泻纠缠着他，让他恶心到连清水都几乎无法下咽，直到入院。

从那天晚上到入院这天清晨，席勒去地区医院看过急诊，也找过初级保健医生看病。医生当时怀疑席勒感染了肠道病菌，于是取了他的粪便样本，最后告诉他说过不了几天就能痊愈。但席勒的症状一直没有好转。他时而在沙发上躺一会儿，时而在客厅和卫生间之间脚步踉跄地走来走去，饭也吃不下几口。不过就在住院的前一天，他突然胃口大开，让未婚妻熬了锅汤，喝了几勺，还吃了几块薄脆饼干，但很快就又不行了，浑身无力，直到大腿的抽痛让他清晨惊醒过来。

医生用针筒给他的大腿抽液没能揭示他到底怎么了，后来医生又紧急预约了超声检查，还把席勒送到放射科做了磁共振成像（MRI）检查，但这一切都未能解开这个谜团。席勒的大腿里没有脓液可抽，没有血栓可消，似乎没有原因能解释他来势汹汹的高烧和肿胀。现在，医务人员只能等待给他使用的药物见效，同时等着化验室发来化验结果，然后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席勒又疼又累，浑身颤抖不已，蜷缩在化验室病床上的毯子里，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急诊室。医务人员拿走了他的衣服，可他还留着自己的手机。他划开锁屏，点开了录音应用程序。由于呕吐和恐惧，他的声音很嘶哑，但他还是努力保持着平静。“小Q，”他叫着未婚妻的昵称，“下面是我的遗嘱，我觉得我快不行了。”

席勒再次醒来的时候，那一天还没过去，他仍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大腿的肿胀和疼痛也没有消失。很明显，他体内的某个地方一定发生了感染，而且感染已经进入了他的血液循环系统。免疫系统识别出入侵者，并做出了响应。免疫应答的结果就是发烧和炎症，炎症阻断了血液循环，导致他的大腿肿胀起来。席勒入院的时候，医生给他静脉注射了广谱抗生素，这是一类能应对多种致病菌的抗生素药物。现在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看药物能否发挥作用，或者医院的实验室能否从病人的血液中培养出任何细菌，这样才能确定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两天过后，席勒腿上的肿胀终于消了。他站起来，倚着病床立着，试着给病腿加了点儿重量。就在此时，电话响了起来，是那个初级保健医生。医生拿到了他当时因为呕吐和腹泻去看病时所做化验的结果，那时候他还没被送进急诊室。

医生说：“你知道你是沙门氏菌中毒了吗？”

席勒回道：“那你知道我进了医院，差点儿就不行了吗？”

保健医生挂了电话，随后打给医院询问席勒的治疗情况。有了保健医生的化验结果，就不用等待医院的化验结果了。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导致食物中毒的病原体，每年美国都有100万例感染病例，全世界的病例则多达1亿例。大部分人在痛苦挣扎一周后都能痊愈，但在美国每年都有几千人因此被送进医院，其中约有400人不幸病故。确定病原体后，医生就能为席勒制订合适的治疗方案了。几天后，虽然席勒依然肌肉酸痛、浑身颤抖而且精疲力竭，但高烧已退，病腿的功能也基本恢复了。他出院了。

整个住院期间，席勒一直把这次生病归咎于他出现症状那天吃的那顿快餐。但几周之后，他接到的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他对自己生病原因的认知。电话是州卫生部门的疾病调查员打来的，调查员的名字叫埃达·余，她说想多了解一点儿关于席勒感染的事情。席勒告诉她自己吃了快餐，而且当天夜里就开始呕吐了，但隔着电话他都能知道她在摇头。

“时间对不上，”她说，“这个时间差太短了。”

调查员解释道，在病人吃下受到污染的食物后，沙门氏菌需要在体内潜伏几天才会发作，绝不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引发那么严重的症状。所以，她还想问问席勒在生病之前的几周都是在哪里购买食物和吃饭的。她问了很多问题。当席勒反问她为何问得如此详细时，她告诉他，在加州的其他几个城市同时出现了类似的感染病例，很可能是同样的食物来源导致这些患者中毒。CDC是在全美范围内监控疾病发生的联邦机构，正在和州卫生部门合作，努力缩小调查范围。政府已经锁定了几种可能会传播疾病的食物，所以她想让席勒回忆生病之前购买食物的任何细节，尤其想知道他有没有买过鸡肉。

直到接到调查员的电话，席勒才知道自己并不是这种病的唯一患者。他是一场食源性流行病的亲历者，而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食源性流行病之一。到这场瘟疫结束时，这场流行病已经波及美国的29个本土州和海外的波多黎各自治邦，共感染634名已知患者，可能还有数千人得了病却未就诊。

情况不对的第一个信号出现在席勒患病前几个月，也就是2013年6月。CDC的一个电脑程序发出了一个警报：西部各州突然出现多例沙门氏菌感染病例。有一类特定菌株—海德堡沙门氏菌—引发的病例数量异常地多，致病菌为这类菌株中的一种，研究者将其命名为第258号菌。

不过，CDC负责监测异常情况的程序——脉冲网（PulseNet）只负责发出警报，警告工作人员未来可能暴发瘟疫。脉冲网程序不会去调查病例和医生，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从已确诊的患者身上提取的食源性致病微生物DNA（脱氧核糖核酸），制作出特征图像并进行筛选。在实验室中，让致病微生物的DNA显现出特征的技术手段叫作PFGE（脉冲电场凝胶电泳），“脉冲网”由此得名。PFGE技术能够分离微生物的DNA片段，然后在凝胶层中利用电流对遗传物质进行拖拽。PFGE技术生成的特征图像很像商品的条形码，其功能也很像条形码—图像内能容纳许多微小的差异，这让它成为一种区分众多的食源性微生物菌株和亚种的好办法。流行病学家把这些“条形码”叫作“DNA指纹”。顾名思义，就像犯罪现场留下的凶手指纹一样，PFGE技术检测出的DNA指纹也能在某种微生物导致疫情暴发时帮助科学家验明其正身。

过去人们很容易辨明一种食物是否引起了疾病，因为这类疾病的患者一般都会很自然地聚集在一起。如果有100个人喝了同一口井里的水，或者吃了同一个教堂分发的晚餐，然后生了病，那么这群人里一定会有人意识到真相并通报给主管部门。但经过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食品工业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首先是运输技术的进步，其次是公司间的联合，最后通过某些经济手段，人们可以在一个国家的一边养殖、屠宰禽畜，然后在另一边享受美食；甚至还可以在一个半球种植、收获水果，再运到另一个半球进行销售。如果食物在屠宰、封装或处理的地区遭到了污染，然后漂洋过海，在数百或数千英里外的地方销售，由此引发的病例就很有可能看不出彼此之间的关联性。脉冲网能将不同病例的DNA指纹进行比对，找出其中的关联性，即便他们远隔重洋，或者根本不在一个时代。

席勒被送进圣何塞医院急诊室的那天，CDC正在跟进一条线索。那里的流行病学家发现，自3月以来共有278个人生病，其中最小的一个是婴儿，年纪最大的一个已经93岁了。而且，患者遍布全美17个州，南至佛罗里达，东达康涅狄格。所有病例中无一死亡，但几乎一半都住了院，这对普通的沙门氏菌感染来说比例也太高了。通过对从患者身上采集的细菌样本和在实验室培养的标本进行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同样的DNA指纹不断出现。100多名患者填写了冗长的调查问卷，其中也包括席勒。问卷调查的目的是缩小可疑的“肇事者”范围，最终，在问卷中反复出现的食物就是鸡肉。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调查过自己的档案，并分析了从全美各地的超市中买来的肉类上采集的食源性致病菌，最后在鸡肉上发现了相同的沙门氏菌DNA指纹。同时，美国农业部锁定了一家很可能有问题的屠宰场—患者食用的正是这家屠宰场所属公司加工的鸡肉产品，FDA的数据库将其记录在案。

另外，政府如此着急对这场瘟疫进行调查还有一个原因。这次暴发的沙门氏菌感染不仅造成了比以往更严重的疾病，还同时对多种常用药物表现出耐药性，包括氨苄西林（氨苄青霉素）、氯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链霉素、磺胺类药物和四环素类抗生素。侵袭席勒的疾病就是细菌的一场示威，展示了它们对抗生素的耐受能力。联合国称，这种能力是“最严重、最迫切的全球性危机”，而如今，这种危机正在以食物为媒介进行传播。

对大多数人来说，抗生素耐药性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名词，除非他们自身不幸感染，或者有家人、朋友感染。目前，针对耐药菌感染，没有明星为其代言，政府的资助微不足道，也几乎没有医患组织对这种病症进行宣传。每当人们想到耐药菌感染，脑中浮现的画面总是那种罕见病，感染的也不是像你和我这样的人—不管“你和我”是什么样的人。在我们印象中，被耐药菌感染的一般都是在养老院里走向生命尽头的老人，或者被慢性病长时间折磨的病人，又或者是被送进加护病房的重伤者。但耐药菌感染其实是一种广泛又常见的问题，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身上：幼儿园中的儿童、运动场上的运动员、戴耳钉的青少年、健身房里的普通人……然而，尽管普遍，耐药菌依然是人类面临的一大威胁，而且这个威胁日趋严重。每年，耐药菌至少会夺走全球70万人的生命，其中2.3万人在美国，2.5万人在欧洲，还有超过6.3万名印度婴儿。除了致人死亡，耐药菌还会导致数百万人患上各种疾病—仅在美国每年就有200万感染病例，消耗数十亿的医疗预算，给各行各业和国家的生产力造成损失。据预测，到2050年，抗生素耐药性将导致全世界损失100万亿美元，每年还会造成多达1 000万人丧生。

自抗生素诞生之日起，病原体就开始针对这些旨在杀死它们的药物展开防御了。20世纪40年代，青霉素诞生，耐青霉素的细菌在20世纪50年代席卷了世界。四环素诞生于1948年，耐四环素的细菌未等20世纪50年代过完就已经在蚕食四环素的药效了。红霉素出现于1952年，耐红霉素的细菌出现于1955年。甲氧西林是一种实验室合成的青霉素类似物，发明于1960年，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耐青霉素的细菌，然而不到一年，部分葡萄球菌就对甲氧西林产生了耐药性，获得了MRSA（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名称。继MRSA之后，产生ESBLs（超广谱β-内酰胺酶）的细菌也出现了。除了青霉素及其类似物之外，这类细菌还能耐受一大类抗生素，即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在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败下阵来之后，人们又不断发明新的抗生素，但很快也都被细菌攻克了。

每当药物化学家生产出一类新的抗生素，研究出拥有新型分子结构和作用机理的药物，细菌就会产生适应性。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细菌的适应速度似乎比以前更快了。它们的“锲而不舍”似乎是在威胁我们：它们要开创一个“后抗生素时代”，在这个时代，任何手术都会变得异常危险，普普通通的健康问题（比如擦伤、拔牙、肢体骨折）都有可能带来致命的风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席卷全世界的耐药菌感染只会袭击那些滥用药物的人。请求医生开抗生素的父母，即便他们的孩子感染的是病毒，吃抗生素根本不起作用；那些乱开抗生素而不看处方是否对症的医生；疗程未满就因为感觉好些了而停药的患者，或者把抗生素节省下来给没有医保的朋友的患者；或者在某些无须出具处方便可在药店购买抗生素的国家，那些自作主张服用抗生素的患者。

然而，自抗生素时代伊始，这类药物就有另一个重要的用途：用在即将成长为食物的禽畜身上。全美售出的80%的抗生素和全世界售出的超过50%的抗生素都是给禽畜吃的，而不是给人类服用的。养殖场里的动物会规律性地从饲料和饮水中摄入抗生素，而这些抗生素中的大部分都不是用来治病的。给肉禽和肉畜投喂抗生素，是为了让它们更快地增重，或者预防它们生病。毕竟，养殖场拥挤的环境让这些动物在面对疾病时表现得极其脆弱。由于将近2/3的抗生素被用于此类目的，而这些抗生素的药物结构又和用于治疗人类疾病的抗生素相同，因此一旦致病菌对养殖场使用的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同样的抗生素在人类身上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耐药性是细菌进化产生的防御性适应策略，可以保护细菌免受抗生素的攻击。耐药性源于细菌基因的微小改变，正是这种改变让细菌获得了抵御抗生素攻击的能力。细菌改变其细胞壁的结构，使药物分子无法附着、穿透；或者形成一个个小泵，把进入细胞壁的药物“泵射出去”。减慢细菌耐药性形成速度的方法，就是谨慎地使用抗生素：按照正确的剂量，遵循正确的时长，依据致病菌选择对症的抗生素，不再出于其他任何原因滥用抗生素。在农业上使用的大多数抗生素都违反了上述原则，造成的恶果就是耐药菌感染。

20世纪40年代实验室一合成抗生素，针对这些新型“奇迹药物”的动物实验就开始了。而自抗生素发明之初，许多人也表达了对抗生素的担忧。头几十年里，抗议活动一直被忽视。在这些抗议声中，少数有远见的研究人员警告世人，禽畜身上会产生具有耐药性的细菌，这些耐药菌会想办法离开养殖场，悄然潜入更广阔的世界。离开养殖场的捷径就是藏在这些禽畜最终会变成的肉食里：席勒生病的那年，美国政府检测发现，在超市售卖的鸡肉里发现的沙门氏菌中，有26%的细菌可耐受至少三类不同的抗生素。除此以外，耐药菌还能通过粪肥、暴雨径流、地下水和灰尘离开养殖场，或者把在养殖场生活和工作的人当成“公交车”，藏在他们的皮肤上和衣服里去到其他地方。一旦这些致病菌逃出养殖场，它们的传播途径就很难追踪了，而且它们会在离养殖场很远的地方传播疾病，触发警报。

就在CDC的专家们追查导致席勒生病的沙门氏菌时，一些中国科学家正在研究在拥挤的畜棚里生活的肉猪，目的是检测那些肉猪是否携带另一种耐药菌。2013年7月，研究人员在上海市外的一头猪的粪便中检测出大肠杆菌（大肠埃希菌）的一个菌株。这很正常，因为许多大肠杆菌的菌株都会在大部分动物的肠道中安家。但这份大肠杆菌的样本很不一般，引起了研究人员的警惕。该菌株内隐藏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基因，很可能与对一种名叫黏菌素的抗生素的耐药性有关。

如果你没听说过黏菌素，也情有可原。因为黏菌素是一种很古老的药物，发明于1949年。最近几十年，医学界一直很鄙弃黏菌素，将其视为化学研究早期的效用低下、带有毒性的遗留物。医生很少使用它，也没有人会在医院之外开具这种药的处方。但正是因为黏菌素长期以来都被搁置在落满灰的货架上，致病菌从未见过它，也就没有对它产生耐药性。2005年前后，致病菌快速形成的耐药性致使一类重要的强效抗生素——碳青霉烯类药物效用降低。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本来用于治疗医院中一系列多重耐药菌感染，比如克雷伯菌、绿脓杆菌、不动杆菌引发的严重感染。当人们面对这些棘手的新型耐药菌时，黏菌素反倒成了能稳定起效的唯一抗生素。转眼间，遭人鄙弃的古老低效抗生素成了人类的救命良药。

然而，整件事只有一个缺陷：当黏菌素被医学界鄙弃时，农业界却接纳了它。发明年代久远的黏菌素因为价格便宜，成了预防拥挤畜棚里的动物发生肠道和肺部感染的常用药物。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反正医学界鄙弃它，致病菌似乎也不太可能对它产生耐药性，毕竟耐药性的产生需要基因做出一种巧妙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从未有人见过。

但是，2013年中国研究者的发现一下子颠覆了过去人们认为黏菌素没有耐药菌的乐观假设。研究者在猪身上发现的基因位于细菌的质粒中， 质粒是细胞中一小段闭合的环状DNA，不仅能通过细胞分裂遗传，还能从一个细菌的细胞中直接“跳到”另一个细菌的细胞里。也就是说，黏菌素耐药性可以不知不觉地在细菌之间肆意传播。这种耐药性确实就这样传播开了，不到三年，亚洲、非洲、欧洲和南美洲的流行病学家就在超过30个国家的动物身上、自然环境中和人类身上检测出与黏菌素耐药性相关的基因。

美国也在这些国家当中。黏菌素耐药性基因，又称mcr 基因，最先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女性身上，但她对自己携带这种基因毫不知情。随后，mcr 基因出现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男性身上，他们对此也一无所知。之后，这种基因又出现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名婴儿身上，如此传播开去。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被黏菌素耐药菌感染过，大部分携带这种“流氓基因”的人皆如此。或者说，mcr 基因就是一场待引爆的瘟疫，目前之所以还在蛰伏，是因为医学界仍然很少使用黏菌素。mcr 基因的世界性传播是一颗引线长度未知的定时炸弹，这颗炸弹会被装配、传播，靠的就是养殖场使用的抗生素。

2013年秋天，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在CDC与耐药性沙门氏菌搏斗，以及中国微生物学家追查mcr 基因的同时，美国政府破天荒地颁布了对农用抗生素的联邦政府控制令。

美国政府的行动还是太晚了。英国早在20世纪60代就已经意识到农用抗生素的危险，大多数欧洲国家也在20世纪80年代跟上了英国的脚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FDA曾在1977年做出第一次尝试，但改革因受到国会的干预而失败，FDA此后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直到36年后，借着贝拉克·奥巴马连任总统的机会，FDA第二次提议将农用抗生素的其中一类用途（用作给禽畜增重的促生长剂）在全美范围内归入违法之列。

摆在FDA面前的是一场鏖战。2013年，美国各大养殖场的禽畜吃了3260万磅抗生素，是人类服用量的整整4倍。但政府也找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采取干预措施已经刻不容缓。除了细菌耐药性不断增强以外， 人们在市场上竟然找不到新药物来代替已经失效的旧药物，这种情况前所未有。各大制药公司都认定研发抗生素已无利可图，这种想法其实不无道理。依据制药行业公认的经验，研发一种新药并投入市场需要10~15年的时间和大约10亿美元的投资，而如今耐药菌打败新型抗生素的速度太快，上市的新药在失效之前根本无法让制药公司收回成本，更别说赢利了。如果一种新药的效果立竿见影，以致医学界决定将其“雪藏”，用于应对未来的突发事件，制药公司恐怕就要血本无归了。

2013年12月，FDA正式颁布了这项新政策，给了全美的养殖场三年时间逐渐停用促生长剂，并要求这些养殖场在出于其他目的使用抗生素时必须受到兽医的监管。停用抗生素的过渡期截止于2017年1月1日， 但这项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还需经过时间的检验。

2013年发生的这几件大事——沙门氏菌感染大暴发、mcr 基因的发现、美国政府对农用抗生素的控制令——是抗生素故事里一个关键的转折，而这个故事人类已经书写了将近70年。抗生素第一次被加入动物饲料是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人们对科技的信心爆棚。即便警告的声音越来越大，抗生素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也一直是肉类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告的声音最初来自少数科学家，他们被嘲笑为杞人忧天；随后来自小型行业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后来是大型医学会， 最后才是政府。这些科学家和机构合力对抗的，是全球规模最庞大、联系最紧密的工业之一。

抗生素之所以很难从现代肉类产业中被摒除，恰恰是因为抗生素一手缔造了这个产业。抗生素让养殖户可以在畜棚里圈养越来越多的禽畜， 还可以保护禽畜免受拥挤的“蜗居”带来的后果。结果，直线上升的肉类产量拉低了市场价格，让肉类成为廉价的商品，但同时降低了利润， 打压了个体农户，而给了跨国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

农用抗生素的使用历史始于抗生素带来的诸多优势，但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这在禽肉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鸡率先接受了促生长剂的投喂，也是科学家用来证明日常投喂抗生素能保护肉禽免受拥挤环境带来的疾病困扰的第一个实例。“二战”后，全世界的共同任务就是不惜代价填饱民众的肚子，鸡成为被人类改造得最成功的动物。和70年前相比，今天一只待屠宰肉鸡的重量已经翻倍，但所需的养殖时间只有原来的1/2。时至今日，鸡肉已经从过去昂贵、稀缺的节日大餐变成了美国人餐桌上再寻常不过的菜品，以及全世界消耗速度最快的肉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这些视为值得骄傲的成绩。《财富》杂志在1952年报道称：“我们在此对养殖户和吃肉的民众宣布一个好消息：抗生素可以让我们用更少的饲料养殖出更多肉禽和肉畜。”美国农业部在1975年更是自夸道：“禽肉产业的工业化程度，和汽车产业已经不相上下了。”

然而，在2013年的几件大事发生后，鸡肉的历史被改写了。肉类产业内的几家大型企业宣布停用抗生素，几家大型食品零售商也承诺只销售未接受日常抗生素投喂的禽肉。医院、大学校园、学校系统和连锁饭店都纷纷拒绝了抗生素投喂过的禽肉，这是由控制令的支持者和意识到这些肉类可能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危险的家长推动的。当牛肉和猪肉产业还在固执地反抗FDA的控制令时，禽肉产业已经冲在了最前面，以身作则地执行控制令。

农用抗生素使用的历史和鸡肉崛起及改变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历史大都起源于人类的狂妄、对创新的追求、对利益的追逐和对意外结果的估计不足。但这些历史同时告诉我们，这个产业有能力正视自己过去的错误，并且调整其未来的发展道路，为世界其他地区的食品工业带去教训，让它们不再毒害成千上万个“里克·席勒”，也不再犯美国和欧洲同业曾经犯过的错误。

为了更进一步地理解这些事件，我们需要追溯到事件的源头，回到抗生素时代的起点，即那个全世界都在焦急地寻找新方法喂饱民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