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骄傲 叶圣陶

wangjing1029

我们四个四十五以上的人一路走着，谈着幼年同学时候的情形：某先生上理科，开头讲油菜，那十字形的小黄花的观察引起了大家对自然界的惊奇；某先生教体操，说明开步走必须用力在脚尖上，大家听了，连平时走路也是一步一踢的了；为了偷看《红楼梦》一类的小说，大家把学校发的蜡烛省下来，息灯铃后,就点起来，几个人围在一起看，偶尔听到老鼠的响动，以为黄先生查寝室来了，急忙吹灭了蜡烛，伏在暗中连气也不敢透……
重庆市上横冲直撞的人力车、突然窜过的汽车、难走的坡子也好像没有什么了。我们的心都沉没在三十多年前的回忆里了。
“黄先生并不顶严厉，可是大家怕他；怕他又不像老鼠见了猫似的，是真心地信服他。”邹君自言自语。
我接着说：“他的一句话不只是一句话，还带着一股深入人心的力量，所以能叫人信服。我小时候常陪父亲喝酒，有半斤的酒量，自从听了黄先生的修身课，说喝酒有种种害处，就立志不喝，一直继续了三年。在那三年里，真是一点一滴也没有沾唇。”
“教室里的讲话能在学生生活上发生影响，那是顶了不起的事。”当了十多年中学校长的孙君感叹地说。
我们这样谈着走着，不觉已到了黄先生借住的那所学校。走上坡子，绕过了两棵黄桷树，我们敲那屋子的门。
门开了，“啊，你们四位，准时来了，”那声音沉着有力，跟我们小时候听惯的一模一样， “咱们多年不见。你们四位，往常也难得见面吧?今天在这儿聚会，真是料想不到的事。”
我在上海跟黄先生遇见，还在十二三年以前，那十二三年的时间加在黄先生身上的痕迹，仅仅是一头白发，一脸纤细的皱纹。他的眼光依然那么敏锐有神，他的躯干依然那么挺拔，岂但跟十二三年前没有两样，简直可以说三十多年来没有丝毫改变。我这么想着，就问他一路跋涉该受了很多辛苦吧。
黄先生就叙述这回辗转入川的经历。他说在广州遇到了八次空袭，有一次最危险，落弹的地点就在两丈以外，他在浑忘生死的心境中体验到彻底的宁定。他说桂林的山好像盆景，形状尽有奇怪的，可惜没有千岩万壑茫茫苍苍的气概，就只能引人赏玩，不足以移人神情了。他说在海棠溪小茶馆里躲避空袭，一班工人不知道利害，还在呼幺喝六地赌钱，他就给他们讲，叫他们非守秩序不可。
他说得很多，滔滔汨汨，有条理又有情趣，也跟三十多年前授课时候-个样儿。
等他的叙述告个段落，邹君就问他从家乡沦陷直到离开家乡的经过。
“我不能不离开了，”他的声音有些激昂，“我是将近六十的人了， 不能像他们一样，糊糊涂涂的。我宁肯挤在公路车里跑长途，几乎把肠子都震断;我宁肯伏在树林里避空袭，差不多把性命跟日本飞机打赌；我宁肯两手空空，跑到这儿来，做一个无业难民：我再不愿留在家乡了。”
黄先生说那时候在家乡，这个来找他，那个也来找他：县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学务委员，薪水多少；省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教育厅科长，薪水多少。话都说得挺好听，家乡糜烂，不能不设法挽救啊，无非那一套。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为避免麻烦起见，他到上海的教会女校里任国文教师，咬紧了牙对城门口的日本兵鞠躬，侧转了头让车站上的日本兵检验良民证。说到这儿，他掏出一个旧皮夹子，从里边取出一张纸来授给我们看，他说：“你们一定想看看这东西。这东西上贴得有照片，我算是到上海办米去的米店的掌柜。你们看，还像吗?”我们四个传观之后，良民证回到黄先生手里，黄先生又授给孙君说：“ 送给你吧。你拿去叫你的学生知道，现在正有不知多少同胞在忍辱受屈，让敌人在身上打着耻辱的戳记!”
黄先生又说他到上海后的最初半年，教书很愉快，那些女学生不但用心听课，还知道现在是个非常严重的时代，一个人必须在书本以外懂些什么，做些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前，纠缠又来了，上海的什么政府突然送来聘书，请他当教育委员，没有特定的事务，只要在开会的时候出几回席，尽不妨兼任，月薪两百元。事前不经过商谈，显而易见的，那意思是你识抬举便罢，要是说半个不字，哼，那可不行!
“我不能不走了。我回想光绪末年的时候，一壁办学校，一壁捧着教育学心理学的书本子死啃，穷,辛苦，都不当一回事，原来认定教育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它的前程展开着一个美善的境界。后来我总是不肯脱离教育界，缘故也就在此。我筹措了两百块钱，也不通知家里人，就跨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我们有黄先生这样一位老师，是我们的骄傲!”戈君激动地说着。
我心里想，戈君的话正是我要说的。再看黄先生，他那敏锐的眼光普遍注射到我们四个，脸上现出一种感慰的神情。他大概在想我们四个都知道自好，能够做点儿正当事情，还不愧为他的学生吧。